“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，转化为现实的，却只是其中之一。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。”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女士在《四院・沙滩・未名湖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）“代序”中的第一段话，也是她在完成这部26人生就是选择，既选且择乃成为若命若运。1931年出生于贵阳的乐黛云，在十七岁那年就面临了她决定此生的最重要选择：是循着“立即奔赴北京，去革命”的青春激情到北京大学或有膳宿供应的北京师范大学去求学，还是到当年首都所在的中央大学或中央政治大学去报到？
当她重违父亲意旨而选择了北大时，其独立人生的图卷也就就此展开了：
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，到前门车站来接我们时，我们竟在大卡车上，高唱起这些在内地绝对违禁的歌曲来！我激动极了，眼看着古老的城楼，红墙碧瓦，唱着在内地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禁歌，真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！（《初进北大》）
我投考所有大学，报的都是英文系，可是，鬼使神差，北京大学却把我录取在中文系。据说是因为沈从文（当日在北大教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兼写作课――引者注）颇喜欢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。谁知道这一好意竟给我带来了二十年噩运，此是后话。（《四院生活》）
《四院・沙滩・未名湖》中的“四院”，位于老北平宣武门城墙根的国会街，是当年北大文法学院一年级新生的学习之地；而“沙滩”则是老北大的总部，也就是当年“五四运动”的发祥地；至于“未名湖”，原是燕京大学的象征，中国院系“大分大合”，也就是大调整后，在1952年夏后为新北大校园所有。
这本书从作者1948年夏天进入北大求学写起，首先涉及的自然是当时还在中文系执教的名师如沈从文、废名等，其中吉光片羽，耐人寻味。如有关沈从文者：
我最喜欢的课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（兼写作课――引者注）和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。沈先生用作范本的，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，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。他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，长短不拘，题目则有时是“一朵小花”，有时是“一阵微雨”，有时是“一片浮云”……那时，最让人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发作文课，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。在这一个小时里，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，念给我们听，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。得到先生的夸奖，真像过节一样，好多天都难以忘怀。（《我在北大中文系――1948》）
我的劝说对象就是沈从文先生。我和一位男同学去到他家，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妻子非常美丽，家庭气氛柔和而温馨。他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倾听了我们的劝说，我当时的确是满腔热情，对未来充满信心，但对于已有了30年代经验的他来说，大概一定会觉得幼稚而空洞罢。后来，胡适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，他和许多名教授一样，留了下来……历尽苦难。（《四院生活》）
作为教师，讲课时却“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，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”，而“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，时而眉飞色舞，时而义愤填膺，时而凝视窗外，时而哈哈大笑”的废名先生，这位满怀对文学和学子的“爱心”，重在传达对现代文学佳作之“感应”，旨在激发其“共鸣”的著名作家，却在“政治运动”中被发配至长春，“没有朋友，被人遗忘”，竟至“活活饿死”或属因病不得医治而亡！（《永远的真诚――难忘废名先生》）
听沈从文、废名、唐兰先生等授课的收获，正如作者晚年所自白的那样，“虽然，我的大学生活，精确说来，只有五个月，但这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”，因为“全国最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，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地吸引着我……可惜1949年1月以后，学校就再也不曾像这样正式上课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说不定正是这五个月时光注定了我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，热爱现代文学，崇尚学术生涯”。（《四院生活》）
诚然，这位有幸进了北大，可“喜欢念书，但更惦记着革命”（《四院生活》），“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”（《我的选择，我的怀念》）的激情女生，这位被组织指定参加“中国学生代表团”访问苏联一月的“北京市学生代表”（《快乐的沙滩》），这位曾在新中国第一个“五四青年节”被委以跑上天安门城楼向刘少奇献花的青年骄子，这位1952年毕业留校成为北大中文系最年青助教、又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第一代“新型知识分子”（《历史的错位》），在1957年的时政翻覆中被错划为“极右派”（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），顿时由天上而地下，领着16元生活费下放到门头沟山区劳改，先后做过猪倌、伙夫、赶驴人、打砖手……最后终于在“拨乱反正”的旗帜下，得以回返北大从事教学，并在1981年8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下远游海外访学，既被哈佛大学的“温文尔雅所濡染”，又为柏克利大学的随便适意而吸引，从此开辟出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一片教研新天地。
而她以此经历所写的《从北大外出远游》中，顺笔所及的哈佛所见闻的“对女人特别不公平”的中年离婚，与柏克利卡洛琳的友谊及其教女育女之法，读来尤有启迪：
如果说美国有什么令我震惊，那就是离婚！我的好朋友几乎都有离婚的经验……我绝不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婚姻生活都很美满，知识道德、舆论、生活条件、法律，都使离婚不那么容易，中国人较能忍耐，得过且过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也就“懒得离婚”。这些对某些急于离婚的妇女也许造成了很多不幸，但也保障了更多妇女不至于无家可归。
卡洛琳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，她对于我过去的遭遇深感同情。我也十分喜欢她那原来很和美的家。我感到自己长久以来，已很少和人有过这样深刻的内心交往。国内几十年的“阶级斗争”，使得人与人之间树起了很多难以突破的屏障，多少想象不到的告密、叛卖，总是使人不想倾吐内心。在国外，没有这些痕迹，倒是较为容易进入彼此的心田。
然则在那曾经的政治翻覆、时代颠倒之中，除了她的老师，还有她自己，还有若干被实用主义的时政所牺牲了的悲剧人物，如北大中文系书记程贤策、总想有益于人的彭兰，以及失踪的女研究生朱家玉、优秀学生女诗人林昭、博学敏思的助教施于力、才华横溢的裴家麟等等，都让作者扼腕叹息，并深情忆念。
书中的这些篇章，读来令人唏嘘。而也正是这些篇章，具体而微地揭示了那个“红色时代”的恐怖，从而实实在在地丰满了书中被一笔带过没有细说的重要章节，如读者所期待读到的北大“文革”实况，以及一代知识精英所曾受到的“折辱”和“受屈”（《历史的错位》）……
那么，从沙滩“四院”的激情女生，到经历了新中国历次“政治运动”折腾之后的苦难承受者，再到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学界佼佼者，六十年的风雨历程，让这位新中国的知识女性痛定思痛，体认到一些什么呢？
“院系调整”使北大许多院系被肢解，砍掉了多年经营的医学院、农学院和工学院！卓有成绩的清华文科，包括外语系科也被打散，合并到其他有关大学，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大败笔，大大伤了中国教育发展的“元气”，这绝不是50年后的“院系大合并”所能弥补的！现在看来，遣散也罢，合并也罢，都只能说明教育决策的无知和轻率。
如果没有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当权派的路就没有走绝，就不会有对历次政治运动、特别是“反右”运动的平反，不会有“四人帮”的倒台，不会有人民的破除迷信、独立思考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……（《历史的错位》）
除了自己的经历外，作者还写到了马寅初、季羡林、王瑶、杨周翰等的人格特质和精神魅力，及其对自己的有益影响。如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深切关怀着，并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国力的贫弱和人民的穷苦”问题的马寅初校长；为遭受时政打击中的她开出“沉潜”良方的汤用彤先生；勉励她把七十岁退休当作治学做学问新起点的季羡林先生；指出“每个人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、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结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、角度和方法，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”的王瑶先生；倡言“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，尤其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”的杨周翰先生等。
因此，回首往事，这位青春年少时曾以为“前途满是鲜花绿草”，很有点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雄心的她，这位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汤一介太太、也就是汤用彤先生儿媳的她，这位自称“一不小心”就由少女成为七旬高龄老太的她，不仅没有为1948年的升学选择而后悔，而且还深情地在这本书代序中宣示道：“纵然再活千遍万遍，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――北大。”
严家炎先生曾经在去年秋天一次中文系举办的品书会上，肯定了乐黛云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“大视野”和“大手笔”。当然，也有不同声音，如2008年12月28日，有网上读者以《听海闲谈：读杂书之九――学人传记》为题发表观感说：“乐黛云《四院・沙滩・未名湖》、谢冕《红楼钟声燕园柳》，写得很深情，却不算是很好的学人自叙。”
“学人自叙”该是怎样的？难道一个中国学人不是在时政的大格局下展开自己的人生的么？写到这里，忽然想起汤一介先生在这本书代跋中所作“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”的生动比喻：“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，是普普通通、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。他们喜欢自由，却常常身陷牢笼；他们向往逍遥，却总有俗事缠身！现在，小鸟已变成老鸟，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。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，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。”
――这中间也许要刨去1958到1962年那“迟迟不能摘掉右派帽子，也不准回家探亲，虽然我非常想念我的刚满周岁的小儿子”（《历史的错位》）那些日日夜夜！如果将这些苦难的日子算上，那么这段历史仅仅用“错位”两字来概括，就确乎有些描写轻淡啦。
（本文编辑 董宁文）
 |
